屈辞溯源 | “思想之诗”——当代传统

澎湃新闻 阅读:86103 2020-10-15 20:38:59

原标题:屈辞溯源 | “思想之诗”——当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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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0年第10期

“思想之诗”——当代传统

杨 炼

当代中文诗遇到的问题,其实屈原诗都遇到过,且给出了最佳回应。

归纳而言,我以为以下三个话题,最为重要:观念性、实验性、经典性。

我依次讨论之。

A 观念性

看到“观念”一词,谁都会觉得:这太当代了!可其实,环顾古今中外,何时没有“观念”的困惑?一个话题,语境变则角度变,角度变则思维变,思维变则结论变。例如屈原诗,从远古的“巫”文化传统,转型为楚国王统,再变参与战国竞争,最终泯灭于暴秦之手,每个阶段,都在挑战已有的“诗”之观念。另外,从最早的说楚语、发楚声、局限于楚国文化,到加入“国际”——在战国之间充分交流,诗人不得不时时调整、发现自己观念的新定位和新方式,使之适用于不同的言说角色:从占卜吉凶的大巫师,到“应对王侯”的廷臣,到哀叹自殇的流亡者,到弃世遗言的绝命者。一个“诗”字,在屈原诗作间,更换(叠加)过多少重内涵?在这过程中,“诗”的含义被渐次深化,

从外在、表层,掘进内在、深层;从诗人自我,到对自我的残酷质疑。每深入一层,诗歌都被重新定义,由此重新定义整个文化和存在。屈原诗——“诗家”的思想之诗,被我称为诸子百家之集大成者,足以代表那个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理由就在它这“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求索精神上。

那么,什么是当代中文诗的“观念性”问题?

“当代/中文/诗”这个词组,已包含了三个观念思考的内容:传统与现代;中文与外语;诗思与书写。每个中文诗人,分分钟沉浸在这些问题中。

一个数千年在语言构成、思维方式、价值系统、判断标准上相对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骤然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冲撞程度更超其上的全球化语境,如何面对?如何稳住自身?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

要问当代中文诗有没有合格的“观念”思考?我一字以答:无。稍宽容一点儿:远远不够。虽然自《诗经》起,我们有三千年写作之“过去”,有一百年之新诗,有四十年之当代诗,但,有“过去”不等于有“传统”,前者仅指外在时间,后者却必须基于创造性转型的活力,两者含义完全不同。历史语境的剧变,对诗歌反思、整合、开创发生了什么作用?我们对汉字特性、中文书写增加了多少自觉?对中国历史、文化经验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思想启示增加了多少理解?对如何用创作印证这些启示做出了多少努力?一句话,如何让当代中文诗创作,获得全球意义?回答很可悲:几乎空白。绝大多数诗人,只是盲目接受了汉语,然后一通瞎写。最多通过蹩脚的翻译,囤来几个半生不熟的洋标签邯郸学步。我想说,当代中文诗的“观念性”思考,差不多得从零开始!没错,就是零!

和屈原诗遥相呼应,我们的“观念性”思考,也必须在不同方向上全方位展开:

传统的方向:汉字,不只是书写工具,它自有其特性,其中内含着局限和可能。没有对它和中文书写的自觉,诗歌就会沦为低级宣泄,而丧失建构思想、美学“活传统”的能力。我们写下的每个字,背后都隐身站着从三千三百年前甲骨文被发明以来蜿蜒至今的整个书写历史,包括和佛经同时引进的梵文音韵学意识(催生唐诗完美形式的最重要推手),与20世纪经日文转译而来的西方词汇的影响。无论诗作沉重或轻灵,我们都在“重写”整个传统。对这历史感的自觉程度,清清楚楚呈现在一首诗的质量中。我要强调,切忌笼而统之地讨论中文诗歌传统,对我来说,“思想之诗”的传统,与从《诗经》开始、汉代以后被政治文化大一统压缩的“抒情诗传统”全然不同。它们尽管都用汉字书写,但分属两个不同传统,绝不该混淆,否则无法选取正确的判断标准。不知昨天,哪来今天?没有根基,如何创造?简言之,如果你也想在自己的《天问》中“曰”一下,“曰”得出来吗?!

世界的方向:仅仅一世纪前,“世界”还基本上只意味着欧洲,但今天这变成了整张世界地图。欧美继续保持了活力,拉美在文学“爆炸”,俄国东欧在历史曲折中反思,古老文化如希腊、错综处境如阿拉伯,都把地中海搅成了漩涡,非洲也不平静……当代中文诗歌创作,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参照系。当年屈原跨出楚国,面对列国时,是否也有过如此震惊?震惊是好事,但能否不止跌跌撞撞地邯郸学步,而是从中“抽思”出滋养我们的创作思想,是另一回事。拒绝盲目民族自大,与拒绝盲目自卑同样重要。采撷他山之石,是为了攻自身意识这块“玉”。一如屈原诗对待诸子百家的态度,既开阔又冷静,汲取一切资源,而成就它自身独一无二的思想、美学深度。我们的经验肯定独特,但我们的思想、作品够独特吗?

创新的方向:这是唯一的落点,传统、世界都汇聚于此。跨越二千三百年,全球化带来又一次辽阔、高级得多的“诸子百家”机遇。世界思想的大汇聚、大筛选,应该(也必须)激发出大创新。如果屈原诗是“思想之诗”传统的先导,那我们必须跟上。诗歌的观念性,就是要提取现实、文化地壳运动的压力,造出创作意识的山脉。我希望读到的“思想之诗”,应当抛弃传统文人式的文字游戏,回到屈原诗清晰的个人立足点,从原创经验里,直面真人生,提出真问题,恢复诗人严肃的思考天职,并以作品充分呈现之。我曾写过一篇幸存者诗刊卷首语《有根的诗》,明确提出“良知之痛”,作为“思想之诗”的标志。由是,“思想之诗”面对的挑战性,大大超过了一般“抒情诗”,因为它的难度,是聚焦现实和文化的全部冲撞力,由诗人思想家(请注意这个新称谓!)铸造成一种思想词典,而非为观念而观念,靠玩弄耸人听闻的标签博取眼球。因此,一度时髦的“后学”,与当代中文诗无关。也可以说,几千年来,什么“后”,也都变成“前”了。线性时间观或简单进化论,不够理解中国现实。我们所亲历的经验,比“时间之痛”惨重得多,只能叫做“无时间之痛”。当代中文诗一如屈原诗,仍在沧桑轮回(外人是否懂得这四个字对我们的分量?)的黑洞深处,发出微弱却不可替代的呼喊。我多年前有《诗,自我怀疑的形式》一文,从标题已可看出《天问》的血缘。2019年创作了《韩退之中元节,或从四面八方坍塌到我们头上的时光》和《倒退的历史诗》,我在试图捕捉这感受。可以肯定地说,“思想之诗”,需要一种对“什么是诗?”的全新理解,而非重复几千年人云亦云的装饰性词语。这很难吗?说难也不难,因为模特就在身边,激荡的当代中国,就是一首大诗,因为没有古代或外来的任何现成模特,想抄作业也不可能,唯有像一支大试管,狠狠摇荡所有思想资源,让诗歌意识的创新,成为这件原版“作品”的有机外延。什么叫史诗意义呀?这就是。

中文诗歌界常争论是否该写宏大主题,在我看来,那纯属外行话。带着人生震波的诗作,什么时候是“渺小的”?古老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是世界文化史上极罕见的案例,我们亲历的精神冲撞,赋予了每件作品宿命般宏大而深邃的底蕴。对诗人思想家(我给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的称谓)和“思想之诗”而言,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吧!

B 实验性

又是一个现代味十足的词儿。但只要你稍微想想,屈原诗的实验性何其厉害?它才是真正的前不见古人啊!《诗经》已消失在两百年前的地平线下。如今学者们苦心搜罗的寥寥几首民歌(《沧浪歌》《越人歌》之类),无论主题、规模、形式或语言,哪有《天问》那一口气问遍宇宙的气魄?《离骚》中那一出手就无比成熟完美的双行联句体?屈原的前人,谁能帮忙撑起这些巨作?屈原诗的每首诗,都创造出了前无古人的存在,让一片荒野上赫然耸起诗的塔群。他的惊人之处,体现在每件作品不停推进,真正一首是一首,彼此绝无重复之感,且每一首都如此成熟,抵达了最佳完成度!何谓“实验性”?指的就是这种和观念配套的语言“求索”,包括结构、形式、句式、语感、节奏等等,简言之,一整套文学思维。它们是“全新的”,因为每一套语言,只适用于表述这件作品的思想含量。另一个思想,必须找到非它莫属的另一套语言。极端地说,是思想之“深”,在迫使形式不得不“新”。陈词套话,不仅语言无聊,更意味着无话可说,甚至干脆就是谎言。“灵均”一路走来,以每一灵配每一体,全都一次性使用和抛弃。以一人之力,令“诗家”无比宏富。这有多可怕,只有写诗的人心领神会,我哪怕只想想何来如此创造伟力,都足够头晕目眩!

那么,当代中文诗呢?我们的“实验性”在哪里?

看起来,我们手上的资源不可谓不丰富:《诗经》、屈原诗,汉朝以来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古典诗歌,20世纪迄今大量的外文诗(翻译)等等,但,量大不等于质高。从白话(经常是有“话”无“文”)对文言文的简单化反叛起,我们的“实验”,就在极低的水准上进行。所谓“现当代诗”,大多是政治大旗阴影下的分行口号。更惨的是,这些极低的起点,还不停被荒诞的历史归零,我们只得一次次从那零点开始。一个世纪“实验”下来,成果呢?足够原创且完成到位的,聊聊无几!比较一下一首首屈原诗的完成度,当代诗人能不汗颜?!

在我看来,没人能给(该给)当代中文诗的实验性设限。我们的资源是全方位的,创作的实验性也是全方位敞开的。严格意义上,无论自觉与否,我们写下的每行诗,其实都在综合古今中外的元素。白话文抒情诗是如此,“思想之诗”更须如此。细思一下,我们对每天书写的汉字,真正了解吗?对幼儿时已琅琅背诵的古诗,懂得它们究竟“好”在何处吗?中文古诗(尤其唐诗)顶着辉煌的美名,但其实只是空名而已,因为几乎没人对其进行过美学解剖!外国人没做,中国人做得到位吗?不做好经典美学的功课,哪知道实验创新的意义何在?极少的佳例,是庞德这样的大诗人,凭自己的敏感,跨国提炼出“意象主义”,也给了可怜的中文诗人一根救命稻草。但那“原创”,竟然是出口转内销的!我想说,“实验性”,没有方向,或者说一切都是方向。这里,没有向前、向后之别。把时间分成“前”(未来)、“后”(过去),对诗歌有意义吗?谁今天写出一首旧体诗,严守格律规则,又能精彩传达出当代人的复杂感受,那就是一种实验性!当然,这首诗还得经得起杜甫们的检验,这才是难度之所在。我的文章《空间诗学及其他》,把杜甫的《登高》放上手术台,从语言、形式、结构、美学、哲学上探讨了它的内涵,以及这些元素在当代进行创造性转型的可能性。这里,向后其实就是向前——或向四面八方,那无所不在的“前”。在我看来,“思想之诗”的实验性,几乎是无限的。

举两个极端案例:于坚《零档案》,堪称一种“反诗歌”,他罗列我们太熟悉不过的档案资料,用最冷酷实在的方式,突显出生命里“毁灭的诗意”。还有我的《同心圆》第五圜,在充分书写人生漂泊之后,回返语言之根,拆解“诗”这个字,打开组成它的“言、土、寸”三部分,引申出三组诗,写成“一个字里的世界”。这貌似语言学游戏,其实“一个字”,抓住了我们整个历史、文化、思维方式的根基⑦。于坚和我的这两首诗,虽然居于具体和抽象两极,但在诗歌意识上,都与抒情诗传统无关,甚至刻意逆反那个传统,因为我们其实属于另一个传统:“思想之诗”的传统——屈原诗和先秦“诗家”的传统。

这两个案例,不该局限“实验性”,事实上,当代中文诗的实验性,朝所有可能敞开。例如,汉字动词无人称、非时态、无单复数之别,它的“共时”性质,内含一种罕见的抽象性,几乎和我们的历史感(或无历史感)先天吻合,甚至难说孰为因果。由是,我们经历的每个历时“事件”,只要写下,就都成了根本的“处境”和“命运”。再进一步,汉字视觉上的具象,加语言内的抽象,形成了世所仅见的语言学怪现象,令人眼花缭乱如科幻电影,中文的乔伊斯(倘若有),难道不能从中获得灵感?此外,从古诗的固定韵律,改造出当代独特设计的韵律;把形音义同体的汉字,拆解开来,重新拼贴;用汉语纯声音的层次(声音、声调),创作“音响诗”;逆反两千年的书写大一统,重新发明各地的方言书写;通过翻译的深度交流,发掘“本地中的世界”⑧;甚至直面政治题材但决不空喊口号的“政治诗”;刻意写得色情无比又优雅无比的“色情诗”等等,都是全新的、无人涉足的领域,倘若大规模开采,可以想像今日之“诗家”多么五彩斑斓!

要指出的是,实验性的核心意义=自觉的创造性。自觉改变写法,就在改变所谓“内容”,它们都挑战着诗歌本体,承担深化“元诗意识”之大任。从屈原诗的巨作,到胡适先生儿歌风格的“蝴蝶飞呀飞”,这个意义贯穿始终。

以自觉观之,古典压力、现实困境、外来影响——我们的三大困境,都是资源,它们互动和良性杂交,恰是当代中文诗的超强能源。出版《同心圆》的德国汉莎出版社前总编米歇尔·克吕格说:“我相信《同心圆》将改变世界对当代中文诗的全部认识”。诚哉斯言!

C 经典性

首先,有人会问,没弄错吧?当代性—经典性,不矛盾吗?我的回答是:一点儿不!原因很简单:当代性,不等于当下性。经典诗作,无须申报身份证,用出生日期验明正身。“当下性”,基本表现在题材上,比如从写农村转向写城市,甚至直接写市场、金钱、互联网,但那并不确保就有“当代性”。屈原诗没写以上那些,因而与当下无关,但它们拥有百分之百的当代性。它们无须占据写作时间的先后、或借“自己和自己比”谋取地区性的相对价值。此类“相对价值”,在诗歌整体参照系里,根本就没有价值,再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也不行。那么,何为当代性?它与经典性是什么关系?

当代—经典性的标准,一言以蔽之:深度。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代生存,突破了古老的地域界限和单一语种的文化偏狭,一种全新的视野,刺激着当代诗学深化自身。换句话说,我们唯一的参照系,是“共时的古今中外”——屈原诗、杜甫诗、但丁诗、庞德诗,都在其中,不分先后地参与判断。作品有没有、有什么价值?用这个纵横交错的网络审视一下,能立刻清楚看出。这是个绝对意义的竞技场,不让诗人藏身于语种、传统背后自欺欺人。说“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你们就哪个阶段也不在。

因此,屈原诗能成为经典,必须经得起全方位的检测,特别是当代。它的当代性,在于谁今天认真读它,都会被一股巨力击倒:那提问者的思想力度,和诗作形式的创造力,永远不会过时,永远给我们感动和激励。一个诗歌思维的方程式,古今中外毫无二致:对现实的深刻忧患,从中提炼哲学、美学思想的能力,诉诸创作形式的完成度。一句必须重复的话:以语言的深度验证思想的深度。它包容二千三百年,至今保持其思想、美学上清清楚楚的不可替代。

一个古今中外“共时的”参照系,也苛刻地审视着我们,谁也不能回避。

屈原面对过同样的困境,《天问》《离骚》中那些神话、历史、现实,何止局限于楚国?那就是他面对的“天下”,一个上古的全球化世界。他的思想视野,必须含括那整个时空。这也就是“经典性”的内容:让线性时间,流入诗歌空间,却不流出。它加入作品的质量,成为其深度的有机部分。证之于我们自己,哪个中国人不感到体内沉甸甸的历史重量?有时,它实在太重了!但反问一句:若没有它,你还是你吗?不感到轻飘飘吗?历史,是当代中文诗人太宝贵的财富,我们唯一该做的,是别辜负它。

当代的“思想之诗”,需要一种成熟的意识:那个贯穿时空的思想和美学秩序,就在身边。落到实处,就是回到写作的专业性。

我们不能再靠题材说事,借助外部阐释、回避形式挑战的,都不值得信任。古老的汉字,如何在现代白话文(注意:必须是“文”!)中,重获审美自觉?神似而非形似地,让古典之“雅”,在个性之“野”的激发下,汇聚成新一轮独立思考和艺术创新。一个包含了屈原诗的辉煌传统,确实压力巨大,但,对此自觉,不仅是好事,而且是唯一的出路。相反,蜷缩在几千年颠倒翻炒的句子里,所谓抒情,其实没话找话,才没出息。更惨的是,这种自欺,其实不能欺人。当代中文诗,写来写去,基本上还在自己泥坑里打滚,也算个反证。我们就算不为写出“有全球意义的当代中文诗”而努力,也该为自己没白活一场而努力。

古老的汉字,可能仍在给出启示。它那“共时的”语言学基因,不仅与我们“无时间的痛苦”配套,也恍若天成地不期而然相遇了“9·11”、伊拉克战争、全球化、权力和金钱派生的精神空虚,直至眼下看不见地肆虐着人类的新冠病毒,人的处境改变了吗?根本命运改变了吗?《天问》一步到位地质疑了线性时间观、进化论。在价值系统大混乱、社会理念大真空、每个人困惑又无解的当代,谁信我们有个“进化”?无论是否知道屈原之名,谁心里不在像他一样反问自己?

1985年至1989年我埋头写了五年的长诗《YI》,像一颗大树,根扎进《易经》,枝叶长在当代。其第二部分,题为《与死亡对称》。它的诗歌语言,拼贴了现代诗、古典叙事、经典原文的片断。很多年后,当我在国外粗通英语,才赫然醒悟,幸亏中文动词没有时态变格,那些不同的“时间段落”,才能直接“对”(发第三声)在一起,毫无隔阂地流畅读下去。如果像英语那样分成过去时、现在时等等,这首诗肯定被拆散得七零八落。更重要的是,这首诗处理的“历史”,深深基于我“文革”插队的感受。对我而言,黄土地上的历史,何曾“过去”?分明是现在,或干脆无始无终!能对称于这无尽死亡的,只有诗,我仍然幼稚却暗通屈原诗血缘、服膺“美道”的诗。一种《重合的孤独》,源于中国、却能对人类构成启示。我把《YI》称为一件语言装置艺术,其七种形式的诗和三种风格的散文,归纳了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的反思。

古典诗歌美学,依然在加入今天的“思想之诗”。对当代诗人,强调屈原诗开创的形式主义传统,一点儿都不过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者,章也;章者,法也(“彭咸之所居”!)。书写绝不同于口语。如果唐代诗人的幸运,是可以踢同一个形式的足球,且立见高下,那我们的不幸或万幸,就是要为每首诗发明一套足球规则,不仅自圆其说,还得射进球门!我说过,“纯诗”是没有的,但必须把每首诗当作纯诗来写!这里的“纯”,就是指诗作的形式要素。我们写的是汉字,所以古人说的炼字、炼句、炼意,都在笔下。“对仗”提示着视觉的空间,“平仄”要求着音乐的能量,“用典”在指出通过互文重写传统,还有屈原诗最重要的美,一首大作品非它莫属的结构!还有屈原诗高超的哲学,立体处理时空关系的意识……它们都应该在当代转世,且大大拓展之!

贫弱文学的标志,永远是大主题、小形式。更准确地说,文学,无形式即无思想,弱形式只配有弱思想。新诗写了一百年,如果还没能力建立成熟的美学,只能怪我们自己无能,对不起屈原诗那个源头!

1993年,我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床上辗转反侧,组诗《大海停止之处》写到了最后,一个个层次,仿佛海浪一样,用它自己的生命在递进。突然,我跳起来,写下一个句子:“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之后掷笔,大出一口气:就是它了!这个意象:一个人站在海岸峭崖上,看着自己乘船出海。它的内涵:所有外在旅程,其实都是内心之旅的一部分。我找到的,仅仅是诗歌结构吗?抑或更是人生的结构?它不止注解了我的海外漂泊,也让我理解了,我的中国经验其实是什么?为何要一再重写中国传统?那就是:把它变成我自己的传统。我们不是一直遵循着这个公式,在向“思想之诗”出海吗?

屈原诗那个源头,从未隐没,谁“发出自己的天问”,它就在谁心里醒来,把他(或她)变成两千三百年前创始的“诗家”成员。灵均,你能听到穿越时空说出的这些话吗?但愿这一丝理解的温暖,抵达你深深沉溺的孤独,不算太晚。

原标题:《屈辞溯源 | “思想之诗”——当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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